但是，对这一理论做系统且深刻表述的却非哈贝马斯莫属。
本文主要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观的视角，对其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哈贝马斯从“交往理论”入手，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足开出“药方”。
哈贝马斯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并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进行了批判。
诚然，哈贝马斯作为一代哲学大师，他的技术哲学思想是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勾画出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相关主张。
哈贝马斯开创了自我反思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先河，继承并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
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思想里一个重要的概念，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理论大厦的基石。
将交往行为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分不开。
本文在较全面阐释哈贝马斯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就它的启示意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
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许多作家试图适用哈贝马斯的模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到其他国家和时期。
因此，我们得转向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所谓“商谈伦理学”的“后怀疑主义的理性主义”。
哈贝马斯试图把兴趣范畴引入认识论，建构认识和兴趣辩证统一的新型认识论。
他的认识论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却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的观点。
哈贝马斯则认为，自我认同之所以会出现危机，是因为缺乏一种理性的集体同一性。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理论之争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重要内容。
哈贝马斯反对裂变而追求总体性，利奥塔则反对总体性而追求异质性。
德希达与哈伯玛斯皆肯定启蒙时期世界公民权与世界公民观的正确性。
最后，本文分析哈伯玛斯与泰勒对傅柯思想的批评及相关的讨论。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哈贝马斯批判社会理论的最高层次就是社会进化理论，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在有些著作中，哈贝马斯使用理想的言谈状况作为真理的先验尺度。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对话，实际上就是坚持还是放弃现代性立场的争辩。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所说的“交往”相异甚至相反的交往。